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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8日，距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过去仅仅6天。

一方面，蒋介石悍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蒋家王朝粉墨登场，与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另一方面，武汉的国共两党要人和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在决定打与不打蒋介石的问题上争论激烈。

这一天，上午武汉决定东征打蒋介石，到了晚上又变成北伐张作霖。

朝令夕改，这一比如决策机构在制定和推行政策过程中缺乏连贯性的成语，用在4月18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其军事斗争方向时摇摆不定的现象再合适不过了。

但是这一改变，却使武汉丧失了消灭蒋介石的最佳时机。

1、鲍罗廷与罗易的友谊

1927年4月2日，赤都武汉迎来了一位年约40岁、生长于南亚的外表帅气的共产国际代表。他就是罗易。

罗易（1887一1954)，又译成鲁易、鲁依，印度人，全名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

他18岁即参加印度地下独立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奔走于马来西亚、印尼、印度支那、菲律宾等地。

1919年初，当时是莫斯科密使（为宣传共产国际指示和精神）的鲍罗廷到达墨西哥后，在处境困难、走投无路的时候找到罗易。两人一见如故，时常在一起讨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罗易被具有“非凡的才智和百科全书般的博学”的鲍罗廷深深打动，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此后他们并肩战斗，一起创建了墨西哥共产党，罗易并担任了党的总书记。

在此期间，罗易的性格、身份和思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的经历使他变得更加沉稳、机智，朋友们戏称他为“忧郁的印度哲学家”。

他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相继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并多次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罗易成为“世界革命圣地”莫斯科的“赤都红人”。

1926年下半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震惊了全世界，共产国际决定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的第七次扩大会议，罗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问题：

一是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问题，二是农民问题。

他主张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一场农民革命，现在必须制定新的方针，不应迷恋于同国民党的联盟。

据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罗易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案》。

会后，共产国际命罗易到中国，负责监督这一决议案的贯彻执行。于是罗易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927年2月，正值中国大革命高潮之际，罗易到达广州，在广州逗留三个多星期，罗易便北上武汉。

2、鲍罗廷与罗易的分歧

在革命形势高涨而危机四伏的武汉，罗易的到来，一方面增强了鲍罗廷的信心和勇气、但另一方面，出乎意料的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却无疑让双方感到烦恼和痛苦。

4月16日至18日国共两党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在汉口鲍公馆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决定东征还是北伐的问题。

国民党方面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与会；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与会，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

会场上关于东征还是北伐的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而会场外关心武汉国民革命成败和走向的罗易焦急万分，忧心如焚。

自从罗易到汉口后，他就一直为无法参与国民党的重大决策而苦恼。

他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实际上却处于与总的政治形势隔绝的孤立境地。他还发现，共产党经常违背自己的意志，受鲍罗廷的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常常不能做他需要做的事情，而中国共产党也不能认真对待他的意见。

因此，他深深感到，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不能同国民党有更密切的联系就不能很好地领导共产党；因为涉及革命未来的许多决定都是由国民党作出的，而共产党只能被动地接受国民党的一切决定。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虽然有着密切联系，并有共产党人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但除了鲍罗廷以外，其他共产党人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并不大。

因此，他认为，作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自己应该像鲍罗廷一样，完全有资格与鲍罗廷一起来指导国共两党。

现在罗易向鲍罗廷的权威提出挑战，并不是在争谁的权力更大或更小，而是担心和在意鲍罗廷是否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但是，罗易的想法既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又无权取代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就这样，在罗易无权参与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大多数时候听命于鲍罗廷的想法，支持联席会议的决定。这当然令罗易非常失望和生气。

4月18日这一天罗易苦恼极了。因为他再次尝到了不能参与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此导致不能参与武汉最高决策的复杂心情。

这一天上午，身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之外的罗易，得到了会议作出东征决定的消息。他感到高兴，因为鲍罗廷和国民党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

而他的意见占了上风，就意味着在与鲍罗廷关于东征还是北伐的争论中，他成了获胜的一方。但是这一消息也让罗易感到悲哀。

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因为在16日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有关决议，决定推迟北伐，向陇海路方向采取防御性军事行动，以巩固革命的基地。

但是在18日，参加联席会议的共产党领导人又随意改变态度，同意东征。更让罗易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改变中共中央决议时既不同罗易等人商量，又不向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征求意见。罗易认为，中共领导人这么急速地改变态度，完全说明共产党已成为国民党的附庸。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罗易在当天即与多里奥商讨，并且很快形成了一个决议，即《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决议》。该决议既对“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于作出关系到革命发展的重大决定的方法表示强烈的抗议”，又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地位提出了质疑。

同一天，罗易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去电报，汇报了“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方面在鲍罗廷指导下决策的经过，对共产国际代表团没有机会向国民党说明自己的立场，以及鲍罗廷不能接受自己作为共产国际派驻国民党的代表表示不满。

然而罗易做梦也没有料到，就在他发出电报不久，这天晚上，国共联席会议又作出相反的决定：放弃东征，继续北伐。

得知这一决定时，罗易既气愤又无奈。虽然他向鲍罗廷的“权威”挑战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但是4月18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东征北伐决策上的朝令夕改，实际上已经表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威开始动摇。

3、朝令夕改的两种方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政府东征还是北伐，如何除掉蒋介石等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了国共两党中央领导人和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面前。

当时有三种方案：

(1)打蒋介石；(2)向河南推进；(3)撤回广东。

而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中有较大威信的鲍罗廷和加伦将军虽然在讨伐蒋介石的问题上具有共识，但在如何除掉蒋介石的具体策略和计划实施方面却意见各异。

鲍罗廷先是主张继续北伐，继而又认为，应先消灭蒋介石，然后再渡江北上，进攻北方军阀。

这是第一种方案。

而加伦则主张积极向河南推进，以便打击奉军，认为这样可以一箭双雕：

打败张作霖，让冯玉祥进入河南，把反奉军的战场让给他，而后武汉军队则沿着陇海铁路转为东进，去袭击南京，讨伐并消灭蒋介石。

这是第二种方案。

加伦提出这一方案，是因为他对于名义上属于武汉政府的部队是否可靠没有把握，对这些部队的将领们是否赞同率部反对蒋介石同样没有把握。

两种方案都提交到了4月18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讨论。

上午会议决定实施第一个方案，即东征打蒋介石。

消息传到罗易那里，他非常高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了电报。但是接着到了晚上，联席会议又决定实施第二种方案，采纳加伦将军和邓演达的意见，继续北伐。而鲍罗廷也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了加伦的意见。

就这样，先北伐的决策开始实施。

4、北伐的共识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南湖飞机场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军事委员会发出第二次北伐的通电。

武汉政府继续北伐的主要敌人是，盘踞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直隶、山东及河南、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利用吴佩孚兵败武胜关的困境，以助吴反攻为名，行壤夺河南之实，至1927年3月底相继占领郑州、开封等战略要地。

4月由于受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鼓舞，奉军决计进攻武汉以图消灭革命的中心。

从4月19日誓师北伐起，经过极其紧张的动员、组织工作，至29日，各军完成了在信阳和驻马店附近的集中。

然后准备分左中右三路北进：

左路军沿京汉路西侧地区北进；中路军沿京汉路向北，直攻奉军在河南的根据地郑州；右路军经汝南、上蔡进攻开封。

28日和29日，张发奎和唐生智分别在热烈的欢送下，离开武汉，北上督师。

据李宗仁回忆，在武汉部署北伐军事行动时，武汉政府曾与南京蒋介石方面有一个暂缓冲突、分途北进的“谅解”。

因此，当唐生智、张发奎指挥武汉的军队进攻河南的时候，蒋介石指挥南京政权的军队也渡江北上，向奉鲁联军进攻。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奇特的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使得武汉在是东征还是北伐的激烈争论中，最终不得不选择放弃东征进行北伐。

鲍罗廷和加伦将军一起参加的4月18日召开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最终放弃东征决定北伐的选择，与莫斯科斯大林的心思很是一致。

在斯大林看来，只有北上迎击奉军才是武汉的唯一正确选择。

斯大林的理由是：

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

如果武汉军队进攻上海，就会便利奉军南下，无限期推迟与冯玉祥的会师，而在东部又会一无所得，反而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威胁。

为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和冯玉祥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开展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然后再向上海进军。

5、放弃东征，选择北伐为何是错误的？

其实当时从战略上看，武汉选择北伐奉张而放弃东征讨蒋的决策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它是错误的决策呢？

因为，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北伐奉张谈不上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

其原因是：

南下的奉军部队兵力有限，且战线过长，同时其侧翼受到从陕西东进的冯玉祥部、山西阎锡山部以及投诚武汉政府的靳云鹏部等几方面武装力量的威胁，而河南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更是形成了“奉军南下之大障碍”。

与此同时，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看，武汉的正确决策应该是东征。因为，相较于早已尽失人心并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北京军阀政权来说，蒋介石刚刚建立的南京政权更是主要的危险敌人。

它制造“北伐”的骗局，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在人民群众中还有影响。

由于武汉放弃东征，使它在没有“西顾之忧”的情况下，集中兵力，以“北伐”为名，向江北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军队进攻，迅速占领徐州，解除其北面的威胁，使其政权得以立足并巩固。

尽管武汉政府的北伐军队，经过西平、上蔡、临颍等著名战役的激烈战斗，英勇牺牲，取得了二次北伐的重大胜利，歼灭了奉军在河南的主力，并最终迫使奉军在正面遭遇武汉北伐军猛烈进攻、侧面受冯玉祥部攻击、后路受阎锡山威胁和红枪会困扰的境况下，于5月底放弃河南，撤回黄河以北，使武汉政府的二次北伐取得了军事上的预期胜利。

但是，北伐的军事胜利并没有缓解武汉政权的严重危机。

对此，鲍罗廷回到莫斯科后指出：

在采纳了讨伐张作霖的方案而不是首先讨伐南京的方案时，形势怎样呢？

各方面的形势都是极其严峻的。

武汉三镇在经济上依赖于：

(1)湖南，从那里获得主要食品——大米；(2)四川，从那里获得原料；(3)河南，也是在原料方面。

最后，从武汉三镇运出的产品，主要是经过上海，而在上海有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外国银行的中国银行，在南京我们受到了封锁。

因此，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一个时期光是在汉口就超过10万人。小资产阶级几乎丢掉了商业。大资产阶级早已携带白银逃离武汉三镇。

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其悲惨，一个月内通过各种途径才能勉强收集到100万元，可是一个月的支出却超出1500万元。

…若是攻占了南京，武汉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财政状况。若是打破了封锁，武汉也能缓解商业形势。

…所有这些想法都告诉我们，有必要进攻南京，但是我们不顾这一切，还是倾向于采纳经河南讨伐张作霖的方案。

6、错误决策的严重后果

可是决策错了，一切都无法挽回。

而决策错误就要导致严重的后果。

根据鲍罗廷后来的总结，这个严重后果是多方面的：

其一，在几天的战斗中，武汉北伐军牺牲了许多“共产主义青年的精华”；

其二，武汉方面付出了巨大损失才打败和击退张作霖，结果武汉北伐军的牺性，换来的只不过是给冯玉祥提供进入河南和背叛武汉政权的机会；

其三，在武汉北伐军忙于河南战事时，没有后顾之忧的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徐州，他利用上海的巨大财源，在武汉政权的后方收买夏斗寅、杨森、许克祥等反动军官发动武装叛乱，并使武汉政权寄予莫大希望的冯玉祥归顺于他；

其四，在蒋介石的封锁政策下，武汉的经济形势一天天恶化，财政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其五，上述情况的出现，导致国民党左派人心开始涣散，致使本来就严峻的国共关系犹如雪上加霜。

由于4月18日的决策错误，武汉错过了除掉蒋介石的最佳时机。

鲍罗廷回忆当时的情况时痛切地认为，武汉方面的第二次北伐是“犯了致命的错误”。

错在哪里呢？

他分析说：

这个错误错在什么地方呢？

它错就错在找们追赶着两只兔子。如果我们暂时放下张作霖，派遣我们的力量去攻打南京，那么，想必我们会打败南京，从而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疏漏。

甚至在我们与国民党左派之间出现的裂痕，由于群众运动的高涨，由于湖南的农民起义和由于武汉三镇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也丝毫不会和不可能使我们感到恐惧。因为战胜了蒋介石，战胜了三月分子，我们就可以牵着国民党左派的鼻子走，可以无所顾忌。

那时谁还敢反对我们呢？

国民党左派就不得不对自己说：

我们现在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曾在广东消灭了资产阶级和豪绅的军事力量，而不惜炮轰城市中心和烧毁广州最富有的城区。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曾消灭了大小陈炯明分子，并打败了吴佩孚和孙传芳。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始终成功地给了反革命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们不惧怕英帝国主义并一直在反对它，在连续16个月的时间里使它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而当这种力量到达长江流域时，它在帝国主义炮舰的眼皮底下夺回了租界地。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消灭了曾企图动用跟随其一起走的力量来反对党和革命的蒋介石。而小资产阶级就会跟着我们走。

然而，我们并没有消灭蒋介石，我们容忍了自己，同时也容忍了同我们争夺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另一种力量。

而这种力量本来是应该予以消灭的。但是，我们却对自己说，此事并不特别图难。应该先去北方消灭张作霖，尔后再去东方消灭反动分子巢穴——南京。

我们的致命错误就在这里。

7、错误决策如何做出？

这一错误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对鲍罗廷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鲍罗廷事后痛苦地追述4月18日这天的情况说：

早晨，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在我的住宅里开会。会上决定进攻南京。参加这次会议的军长们，当即得到了相应的命令。这一天军队都在做进军南京的准备。

就在这一天，也进行着取消这一决定的工作。主张实行第二个方案并且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那些人，看来没有丧失争取改变这一决定的希望。

邓演达同志也在这里，这一天他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他被布留赫尔（即加伦)说服了，认为第二个方案是最佳方案，他一个一个将军、一个一个政治委员地做工作，使他们相信第二个方案最好。

所以晚上又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另行决定选择第二个方案。我曾试图通过电话说服可以说服的人，可是到晚上的会议上，还是采纳了第二个方案。

从这时起，我在国民党领导人中的威信动摇了。

二次北伐后武汉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使鲍罗廷极其后悔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后悔自己在坚持东征问题上态度不坚决，导致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的朝令夕改。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23日，回到莫斯科的鲍罗廷在当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作报告时，喃喃自语地说：

我本应把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实行第一个方案。我本应尽一切努力抵制第二个方案。我不该听信我们能够同时消灭河南的张作霖和蒋介石这种美好前景。我本应向莫斯科说明，各方面情况都要求我们经南京而不是经河南北上。我本应使莫斯科相信，第一个方案是最佳方案，必须实行这个方案。

当然鲍罗廷的这种事后诸葛亮般的喃喃呓语，实在没有多少意义。

因为历史不能假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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